你是不是也觉得压力很大,越来越没有「存在感」?
知乎2019年02月22日17:00
为什么现代社会分工明确,效率提升,人的生活压力却在不断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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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潜在假设是:分工和效率可以将个体从社会压力中解放出来,但其实真实情况可能完全相反。
事实上,关于个体什么时候开始感受到更多社会压力,至少要追溯到现代化进程之初。社会变迁、发展到现在,个体生活、生产和社会交往等的社会实践情境相比传统社会已大为不同了。
从社会变迁和现代化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指出:
1. 「生产」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其中工人(广义上的「工人」)面临的生产形式已经不一样了,工厂体制改变了工人与他们工作的关系。
如果还记得高中政治的知识,应该就会知道,工业时代之前,生产依靠工人的技巧和经验,所以他对生产流程享有高程度的控制权,所以对自己的劳动力享有支配权。
但是在流水线式的生产流程到来之后,工厂不再那么需要工人完整、高超的技术了,事实上,「泰勒制」、「福特制」等形式的现代生产管理形式排斥工人掌握完整的生产流程,工人面对的是碎片化的工作。
这就导致了,在效率的追求下,所有工作程序都是被严格规定的,并且,流水线上的某个工序并不需要高超的技术,是「去技术化」的,某个工厂工人每天要重复一个拧螺丝的工作五千遍。
当然这是违反人的本性的,更重要的是相应的,(1)为了控制工人,使其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资本发现了奖惩制度,以及监控、管理制度,试图完全地控制劳动力,生产场所内的制度枷锁比以往严重许多,这当然是压力的来源之一;
(2)「碎片化」和「去技能化」的状态下,工人出卖劳动力生活就会依赖资本的雇佣,但是资本可以随时更换工人,工人表现不好就面临失业的压力。
(3)布洛维发现,「工厂体制」通过正确的激励方式在工人中制造出「赶工游戏」,工人甘心相互竞争,努力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和生产量,于是「合格线」不断提高,工人总是处在提高生产水平、满足逐渐提高的生产要求的压力之中,例子可参考富士康的相关报道。
工厂体制并不仅仅限于工厂,事实上这种生产和管理体制早已延伸到了其他行业,如麦当劳,有学者指出这一过程乃是「社会的麦当劳化」,社会大部分个体都或多或少的处于流水线的生产体制规训之下。
2. 不管是工厂体制还是现代服务业、脑力劳动行业,科层制已经一统天下。
韦伯管这个叫「铁笼」,这是一种「理性的牢笼」,科层制当然是为了追求效率,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所以导致了行政管理组织的不可或缺,他们的工作就是管理和监督其他组织个体,保证他们紧密配合进行生产。
科层制提供了一整套严格而理性的监督管理手段,以及职业晋升的具体要求。个体想实现组织内的向上流动,就必须努力满足这些要求。
值得指出的是,科层制很大程度上是反人性的,是一种官僚主义(甚至有直接将科层制翻译成官僚主义制度的),因为它职责权限规定的相当清楚,不允许职员随意行动,表现出自己的「能动性」,每个人都要照章办事。
科层制当然是「工具——目的」倾向的,「在现代社会,通过禁欲寻找天国的强烈愿望逐渐迷失了(这句是针对西方新教徒而言),代之以反映了形式合理性的功利主义、技术主义和实证主义。对于伦理价值的热情,让位于缺乏人性的冷冰冰的整理、归纳、演绎、推理、计算和论证之中。」
曼海姆认为,科层制的形式理性代替了实质理性,对人类产生了诸多有害的影响,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可作为这一观点的佐证。生活在其中的个体,当然比传统社会个体更多地感受到冷酷的理性和效率的压力。
3. 就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纵向流动)角度而言,现代社会也将更多压力赋予每个个体。
现代社会中,财富和职业比出身和血统更为重要(当然有富二代等问题,但此处我们只讨论更普遍更宏观的社会事实),也就是说,先赋地位趋向于被自致地位替代。
原来封闭性的社会体系原来越开放,社会资本和权力随时实现再分配。于是,社会崇尚个体奋斗,但社会开放当然就会导致很多人随时面临资本丧失、地位下降等等风险。
于是,有的个体生活在「升职加薪、当上 CEO、迎娶白富美」的个体奋斗压力,同时很多个体面对的是各种风险,时刻处于不安全感的压力之中。
4. 社会关系、文化和价值观方面的原因。
家庭、亲属的非正式社会控制由于个体的空间流动而削弱,取而代之的是正式的国家压力,后者比前者更加冰冷并且不可置疑;个体的陌生人、半陌生人交往也越来越多(职业在个体生涯中的重要作用),个体的言语、姿态、行动等等方面都必须按照社会允可的方式表现自己;
如前面所说,现代性社会崇尚个体努力和后天成就,所有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按照社会和他人的期望调整个体目标,学生面临学业压力,职员面临升职加薪压力,教师面临科研压力,作为大龄单身男博士,面临发论文和找女朋友的双重压力。
总的来说,社会期望比以往更大程度的成为个体的目标,这是一个难以逃脱的牢笼,大部分个体都将努力奋斗的价值观内化了,但或多或少(尤其是年轻人)都会感受到社会的压力。
5. 上面分别说了现代社会如何在生产制度、科层制、社会分层、流动、社会关系以及文化、价值观诸方面给予个体跟多压力的。
事实上,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理论:拥挤理论,指出,人口过度密集会产生一些不良反应,包括生理和心理上的退却,让人普遍有一种「精疲力尽」的感觉(Gove,Hughes&Galla,1979),还让人产生越来越强的敌对情绪(Zeedyk-Ryan&Smith,1983)。
在芝加哥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高人口密度伴随着高死亡率、家庭紧张、对婴儿的关心下降,以及青少年的行为不端(Galle et al.,1972),还有研究表明,人口密集会导致对有限资源的竞争,从而产生紧张情绪(Jain,1987)。一句话,你压力大都是你那儿人多闹的。
我看到至少两个答案从「古人」比现代人压力大的角度指责这个答案并未建立在事实基础上。
如果以「我们比古人惨多了」为由回避将不可避免的导致对现代人所面临种种问题的忽视,更何况,现代社会的到来已经使得我们不必面对古人的压力,却面对新的压力来源,一种资本主义「理性牢笼」带来的社会压力来源,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前者指涉狭义上的生存,后者却更多表明宏观环境在社会心理和个体心理的体照。
这些压力不但是确实存在的,更深刻影响社会心理,甚至是社会的走向,除非正视之,探寻我们生活时代的种种困境,别无他法。
参考文献:
《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美)彼得·布劳、马歇尔·梅耶著,马戎、时宪民、邱泽奇译,学林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出版。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00 年。
《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美)布洛维,商务印书馆,2008 年。
《社会的麦当劳化》,(美)乔治·里茨尔,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年。
回答者:@任树正 知乎编辑推荐、知乎圆桌精选、知乎周刊收录、知乎社会心理学话题的优秀回答者
因为我们赖以傍身之物,对于我们的诉求来说,其实非常脆弱。「会做什么」与「能做什么」是我们的立身之本,但是它跟我们「想要的东西」一对比,却很可能并不那么牢靠。
股市大热,我身边好多原来并不炒股的人,都纷纷拿出大半身家,毅然决然地投了进去。然后他们天天变得有压力起来。不管是涨是跌,他们都经历着压力,这跟情绪上高兴不高兴没什么关系。股民压力大,你看到股民跳楼的新闻,你都不觉得新鲜。
典型的,他们的投入与技术,对于他们的诉求来说,太脆弱了,一但因为自己都不知道的事儿折进去,就赔得裤子都不剩一条。
咱们并不用提及那些压力大的群体和职业,先想想那些压力小的职业和工作。什么人压力最小?要我说,北京话里的「塔儿哄」压力最小。
「塔儿哄」指的是干工作马马虎虎鬼混,同时也不会至于丢了饭碗的人。跟滥竽充数的含义非常接近。他们是能力和诉求之间,一竿子捅到底的人。
历朝历代,这类人的压力都小。但是随着时间发展,这类人越来越少。
因为随着社会分工明确与效率提升,人们有了越来越依赖他人提供资源的诉求。每个人都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
更多的是这样的人,能力有限,嘴上说着看似靠谱实际的目标,其实打心眼儿里,自己都受制于自己的贪婪。承认吧,咱们比混日子的人生命愿景高多了,但是咱们的能力真的能比他们高上几个百分点呢?
过去,我跟我妈聊天,聊到了 @袁牧 正在做的乡野徽派新民居的项目。我妈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说就想找这样一个地方跟我爸安享晚年。安徽正好,再往南就受不了,她害怕大海,也不想离水太近。等哪天没了,就跟我爸找个地方合葬。
这几年她见到周边的病痛太多,想想这些再正常不过。我没说什么「妈你快别说这些话」一类的告慰,没用。当子女的,知道老人心眼儿里想要什么,努力就是了。
我下班回家,我老婆让我抓紧跟周围人打听一下,关于公立幼儿园入托排队的事儿。有的幼儿园,提前两年就该打招呼了,还可能要面对园方安排的家长面试。我说我会去问问,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我们没有自己做好孩子学前教育的资源与精力,找个好幼儿园是父母的本分与义务。
今天早上,我起床刷牙。收到了客户的短信,他们在我的课程中邀请了他们的领导和相关媒体,希望让我再着重准备一下他们的课程,「一定要有亮点、有新意,叶老师辛苦你了。」
我没想亮点与新意应当得到怎样的体现。不知道怎么,危机意识突然爆发。我突然想到,如果有一天,企业们都不要心理学培训了,没人跟我约稿,我能去干点什么,让我面对母亲、孩子与我自己的愿景,还可以保持自信。
于是我瞬间就压力好大,虽然我在今天即将去讲一个关于压力管理的课程。
我对自己那一技之长的认可,仿佛出现了一丝裂痕。我在它身上的投入,也有点像那些人投在股市里的钱了。
我想起来我在贵州支教当英语老师,有一天起床看见学校里那个连篮板都快彻底朽掉的破篮球架一夜之间不翼而飞了。
几个初二的小毛孩子抵挡不住网吧的诱惑,趁着月黑风高,把学校的篮球架子扳倒扛走,送到废品站给卖了八十块钱。然后搭车进了县城。我和另一个老师在网吧里找到这些孩子的时候,他们从凌晨四点开始刚玩了五六个小时。
下午,这帮孩子就像犯人一样在校长室里面冲墙站成一排,家长们一个个来认领。
都是一个村的农民,收入差不多一样的低,可你很明显能看出来谁经受的压力大,情绪感受更激烈。
有一个家长第一句话是「学校这个铁架子不用我们赔吧?」
其中有一个孩子学习不错,事实上,算我教的学生里数一数二的,如果中考正常发挥,考进县里一中二中并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他父亲冲上去就一脚把他踹地跪在地上,左右开弓抽了五个嘴巴,扭头跟我说,「叶老师你可不能放弃我这孩子啊!」
我都忘了我怎么回答他的了。
但是今早刷牙我又想起来这位父亲,他的压力大,就跟我的压力大一样,就算生活中的元素愈发丰富,也总是担忧与发现自己能支配的资源,和自己最终的诉求,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种联结依然可能脆弱。
回答者:@叶壮 知乎圆桌精选、知乎发展心理学话题的优秀回答者
看了上面这么多答案,真的感触很深,尤其是两个社会学博士同仁的答案。
当代社会,人的生存感正在不断丧失。无论是人的物化过程,还是工作意义的剥离过程,实质上导致的结果都是相同的。
劳动分工使得人变得机械化,在物质条件上隔离了人对生存感的接触,而意义剥离使得人对自己生存感的认知不断脱离。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人失去了生存的「实感」,进而也失去了抗击压力的「动力」。
上面的答案中有提到富士康事件,不禁让我想到:古代的农民,辛苦劳作的强度远远大于富士康的员工,但为什么他们宁可「好死不如赖活着」,无论战乱还是饥荒,他们几乎用尽一切手段在「生存」,拥挤一切手段来抵制「灭亡」。
而今天的富士康工人,在最好的年纪,却轻易选择了死亡。这样的对比,真的是触目惊心,并且发人深省。
我的想法是,农民作为一个劳动强度最大的职业,和富士康的工人相比却有两个决定性的差别:
首先,农民每天接触的,培育的,收获的,都是和人生存直接相关的物质资源。古语有言,「家中有粮,心中不慌」,诚不我欺。
当每天收获的都是生存物质资料时,人的内心自然会产生出一种源自基因深处的「安定感」,而这种安定感的本质就在于,人时刻认知到自己的生存具有最基本的,可以被量化的保障。
但今天,我们用金钱来作为物质交换的媒介时,这种基本的安定感彻底丧失了。最简单的例子是,我可以说我每天吃两斤大米就能吃饱,但我不知道我每天要挣多少钱才能吃饱。
这种焦虑看似可笑,但是直达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或者说,这种焦虑本质上是人对于「金钱」这种既不能吃也不能用的东西的不信任。
我们骨子里最信任的还是粮食,而不是纸片,因此无论我们学了再多的经济学,我们也不会在生存意义上,把纸片和粮食的价值等同起来。因此,当我们每天的工作只能换取纸片,而我们还得用纸片来换取食物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深处肯定有一种焦虑。
进一步,农民对于劳动的量化和价值结算机制,和我们对于纸片的量化和价值结算机制是完全不同的。劳动的价值是看得见,摸得着,并且吃得饱的。
而我们劳动的价值只是纸片,纸片能带给我们什么?可以是很多,也可以是什么都没有。因此,在本质上,我们被迫去选择迎合一种更加复杂的价值量化和结算机制的时候,我们已经丧失掉了一部分生存感。
其次,相比农民每天劳动是一种不断加强「生存感」的过程,富士康工人每天的劳动是一种不断削弱「生存感」的过程。
富士康的工人们,每天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不断「自我矮化」的心理折磨,这种「自我矮化」是由两种变量造成的,你的劳动价值,和你的劳动环境。
当你每天组装手机振动器的时候,你的劳动价值只不过是一个复杂产品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你对于劳动价值的认知不是在「创造」,而是在「重复」。
这种细微的差别却导致你将自己个体的定位矮化在一个卑微的零件的意义上。进一步,你看到你身处在一个大的厂房中,你身边环绕着无数和你类似的工人,你更有一种「这个世界上缺了我也没什么」的感觉,你的个体意义,你的生存意义,被这种空间安排粗暴地压缩,剥离,吞噬,人在彻底物化的过程中,生存感也被彻底剥离,进而也失去了抗击生存压力的动力,被生存压力所压倒。
我认为这种对于「生存感」的分析,可以成为未来社会学发展一个重要的方向和课题。
其中甚至蕴含着商业价值,即企业如何操作才能够不断巩固和加强生存感?这种分析涉及到的东西就太多了。
回答者:@山羊月 知乎编辑推荐、知乎圆桌精选、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博士
你的生活压力来自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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